修缮之前先考古，长城保护有了新范式

　本报记者张米扬、薛园

　　在以雄奇险峻著称的北京怀柔箭扣长城上，一支考古队正在细致地挖掘。根据一块新出土的石碑碑文落款“万历十二年”，箭扣长城有考古依据的修建时间又提前了33年。

　　今年6月，距离箭扣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北京延庆大庄科长城，该考古团队就发布了一批成果——深埋地下的城墙、守城士兵“野外烧烤”后的碳化物，以及火器弹丸、剑柄、杯碗碎片……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去年批复了上述两段长城的研究性修缮项目。在修缮中首次引入考古环节，是这两个项目不同以往的显著“亮点”，长城保护由此开启新阶段：由注重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研究性、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注重文化生态、遗产地环境的整体保护转变。

 

　　修缮之前先考古

　　北京市延庆区东南沿界，山崖峻绝，层峦叠翠，始建于明初的大庄科长城就横亘在山脊之上。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探访考古现场时，考古工作者正在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下，专心致志地“土里找土”。

　　“一块瓷片！”现场一阵兴奋。

　　项目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接过瓷片端详，“看弧度应该是瓷碗的碎片，是明朝官兵在这里驻扎时使用的。”尚珩判断，“而且这个碗还被修补过，有打锔子的痕迹，说明当时士兵们的生活比较清苦，即使碗破了，修补后还要接着使用。”

　　生活用品是长城考古三大文物类别之一，和武器类文物一起见证了古人在长城上的活动痕迹。第三类别则是“建筑构建”，还原长城从营造、废弃到部分坍塌的动态过程。

　　大庄科长城西侧4号敌楼的窗户保存完整，拱券砖石无一缺失，但窗户下沿距离地面仅1米多，窗外还有一块约1米见方、估算重达1吨的巨石。战时这样的高度如何御敌？这块明显不属于长城的巨石又是从何而来？

　　考古人员认为，现有窗户距地高度绝不是长城正常使用阶段的高度。通过在旁侧大量下挖作业，深埋地下5米有余的城墙重见天日，证实了考古人员的判断；至于这块巨石，考古人员推断，极有可能是在长城废弃多年后，因为某次大雨，从紧挨着长城敌楼的山上滚落下来的。

　　考古、设计和施工三方多次会商，决定只挖出敌楼边侧城墙，对于窗外的巨石，则不再挖掘。

　　“坍塌物本身也是长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次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一般考古规程，即继续挖掘后期堆积的部分，露出原始地面，再将渣土清理掉，而是在多次讨论后决定将坍塌物整体保留下来，再通过土层横截面和巨石，展示此处的时空顺序、演变轨迹和历史场景，这是最生动的长城故事之一。”尚珩这样解释。

　　事实上，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了长城的现存状态：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并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观特征。

　　古建筑好比故宫，古遗址好比圆明园。“如果把长城当作一个古建筑去做修缮，那么就需要恢复到它最辉煌的建筑形式时期，这并没有必要。”尚珩说。

　　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设计师赵鹏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修缮长城的重点不是把本体修得多么坚固，而是把文物的价值点更好地保留下来、展示出来。

　　尽管理念层面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一到具体修缮过程中，更多是项目负责人各凭经验。即使是最基础的问题，如勾缝材料到底用白灰还是水泥，需不需要加糯米浆，工艺技巧上采用平面勾缝还是荞麦棱等，都尚未达成一致。更有甚者，因在修缮中出现“贴瓷砖式维修”“粗放式施工”等乱象，引发过争议。

　　这种各自为战、未能高度协同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长城的高质量保护。“如果通过前期考古对该段长城有了充分了解，修缮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就相当于拿到了‘指导手册’，更有针对性，也会减少返工的次数。”这是参与项目专家们的一致看法。

　　以大庄科长城4号敌楼城墙墙体挖掘为例，考古人员发现，这一处城墙的建筑形制与原本设想并不相同，并非直接从地面开始垒基石，而是先做了基槽，这样能保证建筑更坚固稳定。这一考古发现，为后期修复提供了重要参考。

　　长城保护新阶段

　　2019年10月，纪录片《长城抢险》的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抢险”成为彼时长城保护的新模式；差不多一年之后，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箭扣长城脚下挂牌成立；2021年，以基地挂牌成立为契机，北京市文物局听取专家建议，选取延庆大庄科长城和怀柔箭扣长城为首批试点，上报有关部门开展研究性修缮项目探索，“是一种遗产保护理念在保护实践中的探索”。

　　“‘抢险’说到底是临时性的，不是长久之计，后续依旧面临维修，而且由于时效上的要求，较难关注到细节，因而我们还是需要对长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探讨。”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负责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表示，“另一方面，北京长城抢险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对于一些问题的存在也到了阶段性总结和回馈的时候。”

　　与以往修缮过程中各专业技术人员作业相对分离不同，研究性修缮从工程启动便形成协同模式——以考古挖掘为开端，多学科研究为手段，数字化跟踪记录为保障，考古、设计、勘察、施工等人员在各环节协同配合，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根据多年经验，前期我们就做好了评估和框架图，确定研究主要涉及长城本体、长城病害及长城赋存环境等三个方面，现场工作时考古、测绘、结构、材料、植物等学科都有专业的研究团队，设计和施工也是紧密结合，全程参与。”汤羽扬介绍。

　　在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中，关于墙体顶面植物的处理方式分歧已久。部分学者认为，植物生长是对长城结构主体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加以清除；也有学者认为，作为遗址型文化遗产及景观，长城上的植物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同样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适当保留。

　　基于这样的长期讨论，在本次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中，项目吸纳了景观植物学研究团队参加，对长城墙体顶面现状植物展开调查研究和定量化评价，为后续选择性清整技术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长城保护的经典案例，北京司马台长城的成功修复，公认与前期严格缜密的勘察设计息息相关。收录了该项目大部分修复工程文件的《司马台长城》一书，迄今为止仍是经典的长城保护工程资料。

　　“过程性材料既是对当前工作的总结思考，也是给予后人的借鉴参考。”尚珩说，正因如此，此次研究性修缮过程中所有参与的学科及数据、工程图纸、方案设计等，都会在项目结束后汇总集结，形成全套完整的工程资料，并面向社会出版。

　　仍需社会力量接力

　　汤羽扬认为，此次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之所以能顺利推进，与参与其中的专家、社会基金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情怀有很大关系。

　　北京市文物局已确认，会把长城的研究性修缮项目滚动进行下去，为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累更多经验，也为全国长城的修缮保护提供借鉴。

　　这也带来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总长度超2万公里，横贯15个省份的长城，是世界上现存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再加上较多的历史欠债，仅凭地方政府和财政资金扶持难以实现长城的保护和修缮，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和普通公众的参与。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多年的实践中发现，即使有拍摄纪录片、出版绘本、制作相关小程序等一系列工作，由于长城知识体系的庞杂，公众对长城的了解依旧不算深入，急需更多生动活泼的手段，让长城知识“不再晦涩难懂”，这也是其近些年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助力长城保护的主要目的所在。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表示，数字文保传播范围的广泛，能够让人们更好认识中华文物及其内涵，体会文物所承载的中华灿烂文明和民族精神，增强个体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自觉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

　　“对一个国家而言，透过文物不仅可以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还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华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之路。这也是长城保护乃至所有文物保护对于国家和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刘玉珠说。